郢城是哪（安徽地名“郢”来源补论）

2024-12-20 20:20:09| 来源：好名字网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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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的安徽省中部与北部，分布着近八千座以“郢”命名的村庄。究其来源，有楚遗民命名说，盐引来源说，“营”字转化说等。通观地方志、古人信函、历史地图等史料，辅以民间传说、报刊文史短札等资料，以郢为名的村庄最有可能来源于“营”字转化。江淮大地频繁的战争使营字地名逐渐增多。清光绪年间，合肥率先出现了一批“影”字地名并与营字混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郢字地名开始在皖中、皖北地区出现并逐渐取代营字地名。但当代皖北地区仍有营、郢混用的遗存。从“营”到“郢”当属地名雅化，使人联想到江淮大地丰富的楚文化，但其直接原因仍有待后续研究。

关键词：皖中；皖北；郢；营；地名雅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安徽省中部和北部，合肥、淮南、六安、滁州、蚌埠、阜阳、亳州七地市，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苏省盱眙县和河南省固始县，均分布着大量以“郢”字命名的村庄。如张郢、王郢、大刘郢、小刘郢、柏树郢、钱郢子、李郢孜等。检索民政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https://dmfw.mca.gov.cn），上述地区现有三个乡镇，218个行政村（居委会），约7950个自然村以郢命名，约占该地区乡镇、村落总数的7.3%，但逾此范围便见不到这类村庄，包括郢的起源地湖北省。这一独特且大量分布的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媒体以及文旅部门的关注。寿县就曾举办“郢人游郢”活动，凡身份证住址一栏有郢字者，即可免费游览古城景区。

为何江淮村落多称“郢”？现有研究存在三种解释。一是楚遗民命名说。古楚语中，“郢”指楚王的居所。楚国迁都到某处，甚至楚王游幸到某处，便称该处为某郢，如纪郢、陈郢、寿郢等。楚末年迁都江淮之中的寿春，亡国后，遗民为表怀念，便以郢字命名村庄。二是盐引说。该说认为郢字村庄早先多为盐商所居，盐商须凭盐引贩盐，因此这类村庄便被称为“张引”“李引”，后异化为“郢”。三是“营”字转化说。皖中、皖北兵家必争，民多聚族而居，结营扎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淮军各营均取统领的名字命名，如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民众纷纷仿效，形成“张营”“李营”，后大多雅化为“郢”。有学者称皖北利辛县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县内150余处以营命名的村庄改为郢。上述观点均有相应的论据与论证，但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对方志、碑刻、地图等史料的研读与探索都不够深入。像郢字地名最早见诸方志的记录，由“营”或“引”转变为“郢”的大致年代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以地方志、历史地图、官府公文、私人信函、家谱、墓志铭等史料为基础，通过对上述观点的评述与辨析，以期更深入地探索皖中、皖北郢字地名的来源，从细微处丰富厚重多彩的江淮文化。

二、楚遗民命名说和盐引说均缺乏史料支撑

（一）郢字地名并非楚遗民命名

清华简《楚居》记载，楚武王曾“溃疆浧之陂”，涸出陆地予民生息，“抵今曰郢”。《说文》：“郢······从邑，呈声。”是以当代学者指出“郢”或源于“浧”，本意为积水排干后形成的聚落。这样的居民点，不仅南方多有，北方的水泽之区亦不罕见。楚遗民以郢命名村庄，不仅可以表达故国之思，也可以像“岗”“台”“圩”“岙”等字一样，形象标示地形地貌。但令人遐思的是，且不论楚亡于公元前223年，遗民早已星散四方，实际上早在楚国后期，其统治中心便已由长江流域北移至淮河流域。大量的楚人不仅迁居寿春，同样也迁移至今天的苏北、苏南乃至鲁、豫等省。例如项梁、项羽叔侄便居下相（今苏北宿迁），后于吴县（今苏州）起兵反秦。因此若楚人为怀楚、哀郢而以郢命名村庄，此类村庄应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至少是鄂、湘、皖、苏四省，而非像今天这样只集中在皖中、皖北，他处难得一见。

并且，检索二十四史的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著作以及宋元以降江淮地区的地方志，以郢命名的地名，无论州县、集镇、坊巷、保甲、乡村······皆不得见。只有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时，设置于楚故都的“郢县”（属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县东北，东汉初年撤废），以及曹魏、刘宋、西魏三度设置的“郢州”（元末易名安陆府，今湖北省钟祥市）。诚然，多数地方志的《疆域》《形胜》《舆地》等篇章中只收录坊巷、市集、乡镇、驿站以及山岗、河湖、港汊的名称，不会完整收录境内所有自然村名。但从楚亡至清末，时间已逾两千年，楚遗民以郢命名的村庄中，应当有个别幸运儿因交通便利、人口繁衍而形成乡镇、市集并被收入方志。例如明初徽商来到苏北经营盐业，形成多个以新安命名的居民点，以示不忘本。二百年后的（隆庆）《海州志》即载有一座由盐商居民点发展而来的“新安镇”，如今已是灌南县县城所在地。两千余年累积下来的厚重史料中，竟无从发现郢的踪迹，显然与今天江淮地区郢字村落的数量、分布范围与密度不成正比，似乎提醒我们郢字地名的大量涌现可能为较晚近之事。

即以寿县为例。今天的寿县拥有9个以郢字命名的行政村，1500多个含有郢字的自然村和居民点。但在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寿州志》卷一《舆地志》《坊保》篇中，当时的寿县分为四乡，乡下设里，里下设保，共124保。这些保的名称以“店”“集”“铺”为主，无一使用“郢”字（见表1）。虽然保长的住所往往是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大村庄，故多见“店”“集”“铺”等地名，但如果楚人自楚亡后便以郢字命名村庄，似不至于历经两千余年而无一发展成为保长居住的中心村落。无独有偶，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凤阳府志》中，卷十一《建制考》《集镇》篇收录了凤阳府属凤阳、怀远、定远、寿州、凤台、宿州、灵璧七州县502座集镇，这些集镇的名称亦以“店”“集”“铺”为主，同样无一郢字地名。通览寿县历代方志以及历史地图等资料，直到1944年南京文德印刷所印行的一份《安徽寿县全图》中，才记录了36个以郢命名的村庄。这些村庄虽已广泛分布在寿县各乡镇，但在该图标记的所有地名中，郢字地名占比约 6%，尚远低于今日寿县自然村中郢字村庄的占比（约22.3%）。

表1（光绪）《寿州志》载各乡、里、保地名一览

注：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析寿州州城以北之地置凤台县。因此寿州仅有东乡、东南乡、南乡与西南乡。

事实上，通观皖中皖北各地志书，仅有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记录的合肥县23个“影”字村庄，如大罗影、大李集影、许瓦屋影等（见表2），与当代的郢字村庄具有关联。这些影字村庄均收录在《疆里志》“合肥县”条目下附录的《各乡新增集镇》图表中，该图表收录了自《嘉庆庐州府志》《嘉庆合肥县志》纂修以来新增的集镇和村庄。影字地名均为村庄，但占比高达36%，可见从嘉庆到光绪的八十年间，合肥县出现了一股以影命名新兴村庄的潮流。考虑到这一时期只有太平天国运动使人口大量流动，这批新兴村庄最有可能出现在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至光绪十一年（1885）《续修庐州府志》纂修的二十年间。笔者查考，如今的合肥及周边已不存在影字地名。但上述影字村庄中，东乡的大李集影、大吕影与大姚影，西乡的解大影、解小影、戴大影、汪大影、董大影与李大影，北乡的王大影、田大影与许瓦屋影均存续至今。并且除大李集影、大吕影、大姚影和许瓦屋影舍弃了影字，直接以“大李集”“大吕”等为村名外，其余村庄均已易“影”为“郢”。可见郢字地名的历史或许并不十分悠久。

表2（光绪）《续修庐州府志》附《各乡新增集镇》载新增村落一览

不惟方志，在李鸿章的信札中，也出现了一处影字地名，那便是李氏家族墓址——夏小影。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初七，李鸿章致信李瀚章，谈到墓地选址时称：“王少谷谓，夏小营地基的系真结，可定为他年埋骨之处。”三年后，在致长子李经方的信中，“夏小营”便改称“夏小影”：“现距汝母之亡已将两月矣······夏小影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夏小影明年方向不利，即多停一半年南下，亦无妨事。现令卫汝成勘办中庙昭忠祠之便，就近在夏小影建造享堂，以便柩至暂停，亲属有所寄寓。”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吴汝纶作墓志铭曰：“经方、经迈······葬公合肥之东乡大兴集夏小影。”俞樾作墓志铭曰：“往者赵夫人之葬也，君卜地于合肥县东乡曰夏小影。”可见“夏小影”虽未收录在《续修庐州府志》中，但该地名在晚清三十多年间应当持续使用。如今，编纂于2012年的当代《合肥市志》介绍李鸿章家族时，称该地为“夏小郢”。影与郢在合肥方言中读音相同，是以晚清在合肥出现的影字地名与今天的郢字地名应当存在密切联系。但李鸿章最早使用的是“夏小营”，无疑削弱了郢字村庄系楚遗民命名的观点。

最后，家谱史料亦表明郢字村庄的出现为较晚近之事。例如当代《肥西县志》转引该县北张乡大墙村汪大郢《汪氏宗谱》云：“明洪武年间，始祖传公由徽州婺源来肥南汪大墙。”金岗村马小郢《马氏宗谱》云：“明万历年间，始祖应九公，从江西瓦砾坝迁合肥南乡普济庵。”金岗村庙门口郢《方氏宗谱》云：“（先祖）由婺源迁合肥郡内，嗣后宗公徙南乡方家岗。”······可见上述家族迁至肥西时，其落脚点均未以郢命名。李鸿章的出生地，有学者认为是“合肥县磨店祠堂郢老宅”，但根据李鸿章为其父所作墓志铭“（墓址）去先世熊家砖井旧庐五里”一语，李家老宅所在地本名“熊家砖井”。或是李鸿章发迹后大修宗祠，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乡邻皆以“祠堂郢”称之，才将原地名取代。

综上所述，可见江淮地区郢字村庄系楚遗民命名的观点，尚缺乏史料支撑。江淮民众使用郢字标识地名，目前也只能追溯到同治、光绪年间合肥出现的一批影字地名。使用影字以及后来转变为郢字的缘由则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郢字地名亦非源于盐引

木、盐、茶、典为徽商四大宗，尤以盐业带来巨额财富。明清两代，产自江苏沿海的淮盐行销苏、皖、豫、鄂、湘、赣等省，其中往河南运盐必沿淮河、涡河等河流而上，自东向西穿越皖中、皖北。因此尽管徽商之“徽”仅指皖南徽州，但商路沿线也容易形成本地盐商聚集的村镇。例如凤阳县临淮关、蚌埠集（今蚌埠市），寿县正阳关等水陆码头即为著名的淮盐集散地。自北宋时起，盐商贩盐就需要向官府购买盐引，凭盐引标记的数量和销售地定点售盐。据学者考查，“郢”字在皖中部分地区发音为前鼻音，接近“引”，因而形成了郢字村名源于盐引的观点。

但与楚遗民命名说相同，首先，通览江淮地区地方志（包括古代方志与当代方志）、官府公文、民间信函、碑刻以及历史地图等史料，尚未发现历史上存在以“引”命名的村庄，遑论由“引”转变为“郢”。徽商的祖籍地——徽州，产盐的苏北滨海平原，以及皖北淮盐的销售地河南省，也均未发现以引命名村庄的现象，苏北倒是有一些由徽州盐商开辟的村镇以“新安”命名。其次，盐引是官府发给行商，使其得以从产盐区购进盐斤，再运到指定地点销售的凭证。作为“坐贾”的本地盐商，只能依附于行商做一些分销工作，基本接触不到盐引。因此本地盐商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很难想象会用“引”字来作地名。最后，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改革盐政，废除几乎被徽商世代把持的盐引，向朝廷奏准施行。此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盐引很快便消失在历史舞台。前文已述，皖中、皖北的郢字地名目前只能追溯到同治、光绪年间合肥县出现的影字地名，此时距离盐政改革已逾40年。并且从李鸿章信札可以看出，影字地名或许和“营”字更有关联。综上，郢字地名与盐引之间应当不存在直接联系。

三、“郢”字地名应当由“营”字转化而来

上节已述，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1889）的信函中，称自己选择的万年吉壤位于合肥东乡“夏小营”，在三年后的信函中改称“夏小影”。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致李经方的一封信中，又改回了“夏小营”：“夏小营享堂亦须择妥人看守，用费由霍仓款内撙节支销。”《李鸿章全集》的编者在此作注：“夏小营，别函又作‘夏小影’。”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时间长达九年，可见李鸿章不是很在乎百年后的居所应该叫“营”还是“影”。皖中方言存在将“影”和“郢”都读作“yǐn（引）”的现象，与“营”虽有差异，但有学者指出该地区阳平与上声的差异相较普通话而言并不是很明显，并且有些单字读音不稳定，有的读阳平，有的读上声。因此由“营”到“影”或“郢”，仍处在字音演变可及的范围内。皖东滁州与皖北蚌埠则有读郢为“yín（银）”的现象，声调与“营”相同。通观历史地图、地方志等史料，许多郢字地名在历史上均写作“营”。并且在民国时期的皖中、皖北以及当代的皖北和江苏盱眙，均存在着“营”“郢”混用的现象。

（一）郢字地名在历史上多写作“营”

针对这一点，今天蚌埠市怀远县县城以北约15公里、隶属古城镇的张八郢村可为一适例。张八郢曾是一个乡，设有张八郢小学与张八郢中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入古城镇。当地传说，张八郢原名“张八营”，元末明初一个张姓家族从山西迁徙至此，建立了村庄“老西营”。后张姓繁衍壮大，分出八个支系，每个支系均聚族而居，结营扎寨以防盗匪，便形成了“张八营”。考诸方志，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怀远县志》最早记载了张八营，该地位于“县北三十里”，与今天的张八郢位置相同。并且据《怀远县志》卷一《地域志》记载，该县原有七乡八十一里，经历明末战乱后，有的村庄无人居住，有的新兴村庄却未编入保甲。乾隆十三年（1748），该县将乡里制改为都图制。全县划分为十个“都”，每个都又划分为十个“图”（第十都划分为十二个图），共102图。第四都第七图即张八营。可见张八营在乾隆年间即是一个大村，相当于今日村民委员会驻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凤阳府志》卷十一《建制考》《集镇》篇收录的怀远县61个集镇中亦有“张八营”。1933年，蓄谋全面侵华的日军参谋本部命陆军测量部绘制了一批安徽省五万分之一地图，其中《蚌埠》图中，最左上角标记了“张八营”，位置与今张八郢相同。不过通览该图中的其他地名，营、郢二字已混用且郢字地名较营字地名为多。1938年武昌亚新地学社绘制的《安徽省明细地图》和1946年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绘制的《安徽分县详图》中，该地均仍标记为“张八营”。不过在出版于1990年的当代《怀远县志》中，编者在记述1941年、1945年该县两次乡级区划调整的图表中已使用了“张八郢”。可见张八郢系由张八营转变而来，具体时间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无独有偶，今日怀远县南部的白莲坡镇原名“找郢乡”，县地名委员会认为该地原名“招军营”，后演变为“找郢”。有学者甚至结合民间传说，指出该招军营始于元末农民战争，为明太祖招兵之所。

除怀远外，出版于1993年的当代《嘉山县志》记载，1932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滁县、来安、定远、盱眙四县交界处置嘉山县（今明光市），其中从来安县划入嘉善集、尹山集、张铺营三个保。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嘉山抗日民主政府，将该县划为四个区，张铺营属第一区，但抗日民主政府的档案中已将此地记作“张铺郢”。如今该地名又变更为“张浦郢”，系滁州市南谯区黄泥岗镇辖下的行政村。1932年夏，负责领导蚌埠、怀远、凤阳一带工农运动的中共长淮特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凤阳的反富农路线与游击战争》报告，其中提到了凤阳县“苗营子”村：“此地农（贫、雇、中）民的生活无保障，就分粮抗债斗争的情绪热烈。有同志三十人，赤色群众四十······在苗营同志拒绝上级领导在两处发动，分粮缴枪时，苗营不去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只是要缴枪大干，不守秘密，被敌人发觉，以致形成双方武装对峙与戒严的形势。”今天的苗营子村已写作“苗郢”，并且有的当代文献在转述这份报告时，也同样写作苗郢或“苗营（郢）子”。可见“郢”来自“营”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民间传说中，亦有“郢”系“营”转化而来的痕迹。如固镇县南端原有陈郢乡（今已撤销，并入曹老集镇并划归蚌埠市淮上区），“传说汉末曹操兴师南下时，其部下陈姓将领率兵在该地安营扎寨，故名陈营。因‘郢’‘营’谐音，后演变为陈郢。”前述滁州张浦郢，民间亦传说系张飞扎营于此而得名。张飞见屠夫卖肉，一时技痒，操起老本行，此地遂名“张铺营”，后因滨水，易名张浦郢。上述传说固非信史，但也可作为一项旁证，证明郢字地名源于军营。有学者指出，江淮大地战乱频仍，人口流动率高，废弃军营自然成为外乡移民青睐的落脚点，遂诞生了诸多以营命名的村庄并演化为今天的郢字地名。

（二）民国时期至今江淮地名均存在“营”“郢”混用现象

今天皖中、皖北的郢字地名，大范围出现在历史地图等史料中，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且与“营”字混用。例如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于1930年绘制的安徽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册中，第 70号地图《合肥县》记录了70个以营命名的村庄，如王大营、李小营、西城大营、吴大营子等等，遍及县境各乡，在图中标记的所有村庄中占比接近 10%，当年的“影”字地名则无一例。但在地图左上角，合肥县与寿县交界处，标记了“徐家郢”“郭家郢”“胡家郢”三座村庄。第63号图《下塘集》以合肥北部重镇下塘集为中心，绘制了合肥、寿县、定远三县交界处的情形，记录有“胡家郢子”“唐家郢子”“吴大郢子”等9个以郢命名的村庄，其中“胡家郢子”地理位置与《合肥县》中的胡家郢相同。《下塘集》也同时记录了一个以营命名的村庄——孙家营。第54号图《雁口集》绘制了纵贯寿县南北的瓦埠湖周边情形，记录了61个营字村庄，如刘家营、朱家大营等，无郢字地名。但在上节引用的1944年《安徽寿县全图》中，瓦埠湖周边地名不仅营、郢二字混用，且郢字村庄数量已多于营字村庄。刘家营已变为“刘郢子”，朱家大营变为“朱郢”。1944年初，汪伪政权以大通煤矿（今属淮南市大通区）为中心，设置了“定淮特别区”。当年五月出版的《安徽省定淮特别区全图》标记的村落中，营、郢二字亦混用且郢字村名已明显多于营字。可见至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郢字地名开始在皖中涌现，并出现了将营字地名取代的现象。

今天的皖中地区，“营”字地名已相当罕见。例如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合肥全市只检索到一个社区居委会和六个自然村以营命名。但在皖北以及与皖东滁州毗邻的南京江北地区和淮安盱眙县仍有营、郢混用的现象。皖北地区，涡阳县高公镇辖行政村“宗营”，涡南镇辖行政村“张营”。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两个村的村委会均标记为“宗营村村民委员会”“张营村村民委员会”，学校却标记为“宗郢小学”“张郢小学”。高公镇三兴村村委会驻地为“徐营”，但在涡阳县政府网站的一则报道中，该地小学名为“徐郢小学”。顾颉刚先生参与创办的“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在 1946年绘制的《安徽分县详图》中，来安、天长、嘉山等皖东县份以及南京江北的江浦县、六合县，均记录有大量的营字村庄。时至今日，上述皖省县份，村名均已作“郢”，但南京地区却仍使用“营”。如南京的西北大门“花旗营”，南京江北第一山——老山北麓的“磁碑营”等。编纂于1984年的《江苏省盱眙县地名录》记载，桂五公社徐营大队下辖“大徐营、前黄郢、穆郢、新拔庄、高郢”五个生产队，东高大队辖有“李营、曹牌坊、小徐营、胡郢”等生产队，其中曹牌坊因曹姓树过牌坊而得名，又名“曹坊郢”，二字混用可见一斑。这些现象无疑揭示了“郢”与“营”之间的密切关系。

可惜的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尚未发现江淮民众易“营”为“郢”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郢字虽远较营字生僻，但作为楚文化的象征，又较营字显得文雅，使人联想到江淮大地是楚国最后的疆域，以及屈原《哀郢》诗篇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易营为郢符合地名雅化的一般规律。并且郢字虽生僻，但笔画较少，易读易写，推广起来并不困难。另一方面，营字地名容易让民众联想到战争时期的悲惨经历，因而产生了地名雅化的需求。易营为郢应当由乡绅、读书人发起，后被民众接受并迅速推广。

综上所述，皖中、皖北的郢字地名应当来源于“营”。晚清合肥县率先出现了“营”与“影”混用的现象。后来影字地名虽消失，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郢字地名开始大量出现并将营字取代。如今的皖中地区，营字地名已基本为郢字取代，但皖北以及江苏南京、盱眙一带仍可见营、郢混用的遗存。

四、结论

村庄，东北曰屯，西南曰寨，苏杭曰圩，陕甘曰堡，江淮大地曰郢。通观前文对地方志、名人信函、民国地图、民间传说等资料的分析，当代江淮地区近八千个郢字地名的来源，可能性最大的便是由“营”字转化，楚遗民命名说与盐引说均缺乏史料支撑。江淮大地频繁的战争使许多村庄以营命名。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淮军以统领的姓名命名各营部队，结营自保的百姓纷纷仿效，营字地名得以迅速增多，为今天郢字地名的庞大数量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郢字地名开始涌现并取代营字地名。诚然，其中的直接原因，包括合肥的“影”字地名也因何转变为“郢”，笔者尚未发现能够给出最终答案的史料，有待后续研究。

诚然，“郢”相对于“营”，可谓地名雅化，令人联想到江淮大地的泱泱楚风。是以“楚遗民命名说”虽误，但仍不可否认郢字地名背后的楚文化遗存。今天的江淮地区，“郢”已经与村、庄、店、集等字相同，成为乡村地名的常用字。“枣树郢”“磨坊郢”“扎匠郢”“书房郢”等与姓氏无关的郢字地名也已属常见。并且随着民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提升，许多郢字村庄再次经历了地名雅化。例如肥西县高店乡有自然村“竹西郢”，“因旧时郢子西部盛长竹子（而得名）······后改名祝西郢，寓意祝福村民平安幸福。”当然，也有的郢字地名在演变过程中消失，如上节所述怀远县找郢乡已更名白莲坡镇。地名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但历史文化也就在地名变易的过程中累积、堆叠，逐渐变得厚重。

作者：徐进

来源：《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杨琪

校对：宋宇航

审订：耿曈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