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之北的渭河两岸，由潼关到宝鸡东西八百里之地，称关中、秦川，自古就是富饶之地，政治、文化、历史的大舞台，关中的中部就更是所谓的“白菜心”了。西安、宝鸡的正中间，有个武功县，武功县的最西边，黄土高原上有个大土堆，是隋文帝的坟墓（杨陵）。

杨陵区的西北塬上有个上千人的大村，就是官村，旧时属于扶风县，60年代才改归武功县。村前是一片黄土平原，村后陡峭的黄土崖下有一条小河，叫小苇河，又称后河，河北面就归扶风县了。

这村的人绝大多数姓魏，传说来源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当地有个调侃官村的民谣:“上了官村坡，举人比驴多。”原来这村出过两个武举人。虽没有文举人，但村里有学堂，有教书的先生，还有在衙门供职的官员，文化水平比一般的小村要高。还有在全县都开着连锁店的大商人。解放后，出了好几个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开考，还是官村被录取的学生最多。

魏兆庆的家事

魏兆庆的父亲名魏思周，官村心二家人，生于19世纪的70年代，自幼在本村学堂读书，字写得好，账也算得清，他父亲就送他到本村大商人、人称三掌柜的铺子里学“相公”（从站柜台做起，学习经商）。

魏思周的弟弟魏思汉不如哥哥精明，就学了个木匠。

兄弟二人20岁时，魏思周买了本村人的一块闲置庄基，盖了三间两面流水的高大瓦房，把他父母的一家迁了进去，还给自己和弟弟都娶了妻室。

魏思周从站柜台的小相公也长成了账房先生。随着三掌柜的生意兴隆，他又升为一个银号的总管，店里除了银钱往来，还熔倒银锭、打造首饰，每天往返于五里外的大寨镇，地里的活计交给门子内的九弟干去。

魏思周经济上富裕，但家庭屡遭不幸，娶过两次妻室都生病早逝，也没有小孩儿，第三位妻子叫黄柳叶，岳父是武功县仅有的两名秀才之一。黄夫人虽不识字，但见过世面，聪明能干，生了两个女儿，哪知村里闹流行病，两个孩子几天之内都夭亡了。悲痛的母亲几乎疯癫。

魏思汉过后河看望姑母，回来时爬上高高的黄土坡，坐在坡顶歇息，受了风寒，竟一病不起。妻子守不住寡，和魏思汉的堂兄私奔了，留下乖乖和乖祥姊妹俩在家。

魏思周把小侄女看得很重，每天给她们带点心回来。

1919年，黄夫人（黄柳叶）生了个儿子，取名魏兆吉，1922年末又生了小儿子取名魏兆庆。魏兆庆满月，大侄女乖乖就出嫁了，乖祥在家帮着带弟弟。

魏思周觉得自己命运不济，且年过40，无心进取，干脆辞去了三掌柜家的生意，回家务农，孝敬老母，最后给老母办了个隆重的葬礼。

平静的日子过到1929年，不幸又降临了。不只是魏思周一家，而是整个关中西部，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头一年闹灾，地价下跌，有经济头脑的魏思周倾其所有，以每亩34元的价格，买进了10亩地，不料旱灾连续，地价跌到1元一亩，魏思周破产了。

村里已大量饿死人，女孩子多数让人贩卖到山西省，男孩子有被亲人活活掐死、溺死的，大人从崖头跳下自尽的，各样的惨剧在这往昔富裕的地方不断上演。

乖祥也让人贩子骗走了。兆吉每天提了瓦罐，翻深沟到后河北的杏林镇去要饭，那里有上海的慈善机构开的赈灾粥厂。但这也难以为继，最后，魏思周决心逃荒活命。

1931年秋，一家人上路了。

学相公首先是学做饭，凭着会做饭的手艺，魏思周带着全家去陕南的洋县，投奔在军队供职的朋友，谋得一个伙夫的工作。

黄柳叶是缠足的，兆吉和兆庆也就是十来岁的儿童，为了求生，也只能背着行李包袱，艰难地一步一步翻越那险峻的秦岭大山。兆吉边走边哭，兆庆还知道忍耐。

魏思周走得快，总是他打前站，在过夜的地方等着这妇孺三人。有一回这三人落后得太远了，天黑时还在路上。灾荒年月，死人遍野，狼群迅速扩大，黄柳叶不敢摸黑走夜路，叫两个儿子捡来些树枝，生了一堆火，一为吓狼，二为取暖，三人依偎着熬过恐怖的一夜。

这600里山路，走了半个多月，总算到达了秦岭南面的洋县。魏思周给军队做饭，住在营房里，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四个人。黄柳叶租住一间小房，烙面饼，兆吉提了篮子沿街叫卖，又托人给兆庆找了个人家去当小长工。

刚满9岁的兆庆跟着那陌生人走了30多里路，到达龙亭镇北的高家庄。当被交给雇主时，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兆庆还是没能忍住泪水，但他记住了母亲的嘱咐:“在人家只能卖力干活儿，听人家话，不能耍性子，不能哭，别让人家把你辞回来。”便用袖子使劲儿地把眼泪擦干了。

雇主叫蛮娃，夫妇俩都30多岁，有3个女儿，和兆庆年龄差不太多，养着3头黄牛，兆庆的任务就是放牛、割草。

陕南的气候属于南方，比较温暖，蛮娃给兆庆在牛圈一旁另搭了个小草棚。蛮娃的妻子是个善心人，睡到半夜总会到草棚来看看小长工是否踢掉被子。

放牛的地方在村东，要过一条小河，冬天水浅，可以跎过去，夏天水大，兆庆不会游泳，便抓住牛尾巴，牛游过去就把他拽过去了。一边看着牛一边割草，回来时兆庆把草捆放在牛背上就驮回来了。

蛮娃的妻子也不限制兆庆吃饭，不过米饭里总要夹煮些南瓜，兆庆捧了碗在外面吃。他蹲在土坎边儿上，蛮娃家的狗一定在坎下面等着他把南瓜扔下去。

兆庆在高家庄没挨饿，也没受虐待，妈妈虽然没亲自来过，但也常托人顺便来看看。寒来暑往，小长工不觉干了两年多，忽然天，妈妈带了哥哥来接他。

原来关中的灾荒已经过去了，省长赵寿山颁布了政策，敦促逃荒的人们回去种地，每人还发给8块银元作为路费。

只可悲魏思周在一年多前得了个出汗病，客死他乡了。黄柳叶领到了回乡费，捡拾了丈夫的遗骨，回乡的路上绕到高家庄来领兆庆。

蛮娃夫妇很舍不得兆庆走，向黄柳叶提出收兆庆当上门女婿，一则自己也有了儿子，二则可以减轻寡母的负担。

兆庆不肯，大喊:“我姓魏，不姓高!我是官村人，我要回自己家!”于是，大家只能洒泪而别。

来时四人，回程是仨，兆吉背着一口锅，兆庆背着装父亲骨骸的木匣，母亲背了包袱，拄着棍子，在人烟稀少的山径小路上踽踽蹒跚，凄苦悲凉。

行程过半的一天，带的粮食都吃完了，只能烧一锅开水喝，哪知喝了水反更走不动了。正坐在路边没办法，从山下走来一个年轻汉子，看见这三个不一般的行路者便前来搭讪，知道原因后，拿下搭在肩上的单褂子，从袖子里倒出了许多大白馒头，说是他下山打工，主人家给他回家路上吃的。他快到了，都给了这娘儿仨。

难中得助，遇上了好人，母子三人心情也振奋起来，出了山口，过了渭河，上了土塬，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官村老家了。

按旧俗，在外面死亡的人是不能进村的，黄柳叶就把魏思周的骨骸放在村口的小庙里。回家一看，房子已经破败，家具也没有了。原来魏思汉的妻子和堂兄早已回来，将偏厦拆掉，和大房内棚楼的木料一并卖了。家里的农具、桌柜等都搬到了堂兄家，更重要的是把魏思周的土地都据为己有。

交涉不成，黄柳叶就请人写了状纸，告上了扶风县法院。

由官村到扶风县城有三四十里，还得翻过后河的大深沟。秦岭都过来了，何惧这点儿距离!秀才的女儿（黄柳叶）在堂上据理力争，一是她有地契，二是魏思汉妻子的自主婚姻不被家族承认，三是魏思汉的两个女儿都是魏思周供养成人及后聘嫁的，魏思汉的遗孀在魏思周家已经无权力和地位。

状纸写得煽情，意思是亡夫骨骸尚在庙中未葬，奸夫淫妇就霸占财产。那时，西北偏远的地方还保留着旧衙门的章法，可以用刑打人，法官就扬言要打，吓得那二人跪地求饶，认罪不迭。最后二人又远走他乡，销声匿迹，至死也没有再回来。黄柳叶自此声名大振，公认的女强人，后来还帮别人打过好几回官司。

聪明的兆庆耳濡目染，虽然闹灾逃荒，失去了念书的机会，但也学会了诉讼和调解的一套办法，解放后担任过本村的调解委员，族门内的婚丧大事、矛盾分家，都请他去主持、说话。

魏思周的土地不少，有40亩之多，但娘儿仨的生活一直贫困，因为三人都染上了抽大烟的恶癖。官村的土地气候适合种植罂粟，过去自种自吸，后来被禁止了，价格就昂贵起来。

1943年，24岁的兆吉被抽了壮丁，赎买不起，当了国军，走的时候被捆上双手，蒙上眼睛，到了甘肃的平凉才得解开，换上军装，送到新疆服役去了。他的营长是关中人，爱吃家乡饭，兆吉小时看他父亲做饭，母亲烙饼，也能下厨，便被派给营长当伙夫，不时还给家里寄点儿钱。

日本投降后，战事又起，1947年12月，已当“太平兵”的兆吉随部队开拔到了河南省，第一次上前线就当了俘虏，随即被编入了解放军，只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摘去，马上参加打国民党的战斗。

按规定，兆吉去当了国军，兆庆就不用再服兵役了。1948年夏，国民党的败兵不管这些，把兆庆也抓去了，押到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晚上大家休息，令新抓来的兆庆套碾子磨面。磨到后半夜，看守兆庆的老兵坐在那里打盹儿，竟睡着了，兆庆把驴打了一下，让它不停地走着，自己轻手轻脚地溜了出来。到了路上，兆庆撒腿就跑，跑到天亮，他就钻进玉米地里藏起来。

可能是败兵们自己逃跑还来不及，顾不上搜捕逃兵。兆庆平安地回了家，母子相见，惊喜自不在话下。

兆吉的部队是二野属下的，他参加了残酷的淮海战役。饿着肚子昼夜急行军，就是“解放军的腿比国民党的汽车还快”。他看见太多的死亡，但还留着生的希望。他终于活到了胜利之日，1952年从石家庄复员回乡。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是幸存者，带回来的却是严重的心脏病，除了一本复员军人证，还有一张200斤的小米票，一个黄布挎包，里面有一个搪瓷缸子、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

兆吉回来给兆庆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他告诉弟弟，淮海战役时，大雨滂沱，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大炮、汽车都陷在泥里开不动。国民党空投的粮食、装备，都让风给吹到共产党这边，这就是天助共产党。共产党得天下是天意，人不可违抗，所以共产党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于是，兆庆马上就戒了鸦片瘾，也不再给他妈买大烟了。政府推广什么农业技术，他也接受，后来也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土改时，兆庆冢家的成分划为贫农，还保留着自己那么多土地，自然也不会再分给他土地。

兄弟二人守着60多岁的老娘，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

以前兆吉寄回来的钱兆庆都没用，存着，现在全部凑好交给兆吉，让他和去河南找老婆的人们一起去。

抗战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进占，扒开了河南花园口的黄河堤防，以致水淹千里，大量的难民涌入关中，官村的河南媳妇也很多，有不少的河南关系。另一方面，关中大旱灾时，年轻的姑娘、小女孩儿卖到山西的很不少，留下一大批光棍儿。解放后，社会比较安定了，人们就托关系到外地去找配偶。

同去的人都带回了老婆，只有兆吉，人没找到，钱也花完了，愁得兆庆生了一场大病。

其实，解放前有一户逃难来的河南人愿意把女儿嫁给兆庆，条件是要兆庆给他20亩土地，让他在官村落户。兆庆没答应，他考虑到还有兄长，兆吉回来还得靠土地生活的。

现在钱用完了，土地也不能买卖了，娶妻的事再没有指望，只能任命，打光棍儿吧!直到1959年秋天，从甘肃来了一位不幸的女人。

不幸的女人：赵昂昂

她姓赵，名昂昂，1937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的赵坡村，7岁时就许配给了隔着两个山头的汪川村一个也是7岁的男孩儿汪跃金。

汪跃金念完小学就参军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在乡里当了脱产干部。

1955年，18岁的他俩结了婚，昂昂嫁到汪川。

汪跃金上有母亲，下有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家里、地里的活计全都落到昂昂身上。

婚后第二年，她生了个儿子一一党余。

日夜的操劳并没得到丈夫的怜惜。昂昂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而汪跃金在部队里时间长，养成火暴的脾气，常为一点儿小事就对妻子拳脚相加。

党余2岁时，昂昂又生了个儿子叫碎党，就是小党的意思。这年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放卫星”，谎报粮食产量，夺了农民的口粮，到了1959年已是饥民遍野。甘谷是灾害最严重的县，到了饿死无人收尸的境地，跃金作为国家干部都逃到宁夏去，自顾自身了。

昂昂掂着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粮食，知道饿死的命运也就在眼前。她去到自己姐姐家，姊妹商量好带着孩子一块儿投奔在定西火车站当工人的胞兄一一赵世吉。

昂昂把不满周岁的碎党抱回娘家，求自己母亲给喂养，拉上已会走路的党余，汇合了姐姐一起上路。姐夫不是农民，不常在家，只有一个五岁的儿子一块儿走。定西离甘谷不远，坐火车一两小时就到了。赵世吉留两个妹妹过了一夜，便催她们赶快离开，因为公安部门已经组织了个专抓盲流的民兵队，若是在他家查到盲流，连他也得受处分。

姊妹二人看到哥哥家这么多孩子，也在吃不饱的状态，不可能接济她们，回家是死路一条，只能铤而走险，下关中去。听说那里政策好，农民还有吃的，能讨要到。

姊妹俩做贼般爬上一辆向东去的敞货车，平平地躺着，生怕被人发现了。车到宝鸡，看到站上人多，怕有抓盲流的，没敢下去。再一停车，看下面没人，赶快爬下来，走到村里，挨门讨要。

村里人对她们说，铁路沿线来要饭的甘肃人太多了，让她们向北走，过了后河，那北塬上土地多，好要一点儿。

姊妹俩听了这话，便再向北走，走到了官村地面。看见地里有些人在干活儿，地边上有带水的瓦罐，两个孩子喊渴，姊妹俩就上前讨水。

干活儿的人们看见这两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便停了活儿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探问。听她们说要去后河北，又问:“去什么村呀?投奔什么亲戚呀?”她们回答:“没有亲戚，就是要饭。”干活儿的人七嘴八舌，更热心了:“拉着这么碎的娃，又走不动，能要几家呀!”

“黑夜睡啥地方呀?碰上坏人咋办呀?还不如找个好人家，有吃有住的，这里甘肃女的多着哩。”

“嫁个人就不受罪了，行不行?”

姊妹二人面面相觑，这本不是她俩计划之内的，脑子转了几个来回，想想也是个办法，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便答应下来。于是有几个人就向村里跑去。其中有一个比兆庆大两岁，和兆庆从小玩儿到大，关系特别好的，直奔村东的南壕。

那里是队上一个饲养室，养着大牲畜，还有猪，兆庆当饲养员，整天都在南壕。他一面跑一面喊:“二叔，兆庆!”

兆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跑出来看，听他气喘吁吁地把事情说明，兆庆也拔腿就跑。

二人跑回地里，姊妹二人还在，兆庆就把昂昂和党余领回家了。昂昂的姐姐被一个叫魏后后的领走了。

兆庆三口之家，一下子添了两口，粮食就不富裕了。兆庆总是尽昂昂吃过，自己才去舀饭，对党余更是照顾备至。那孩子已饿成了皮包骨头，怕他一下子吃饱，肠胃受不了，就给他多吃几次，每次量少些，慢慢地让他恢复。

昂昂被这一家人的善待感动，特别是兆庆对她关怀体贴，是从汪跃金处没有得到过的，渐渐地二人间有了爱情。

可是家里的存粮也渐渐地吃完了，黄柳叶打点出一包袱新旧衣服，叫兆庆背到南山(秦岭)里去换粮。山里人少地多，国家的政策在山里执行得不像在外面那么严厉，老百姓还能有余粮。

兆庆走后的第三天，家里完全断炊了，一家人都没有了气力，只好躺在炕上，减缓饥饿的煎熬。只有小党余跪在炕上扒着窗户向外看，看天，看鸟，忽然看见兆庆背着个口袋进了院子门，高兴地喊着“爸”(关中人称亲叔为“爸”，称父亲为“大”)跳起来。舀出些玉米粒，夫妇二人拿到碾子上好歹地推推，赶快下锅煮熟，才算过了一关。

兆庆背去的衣服换了100斤玉米，把它放到渭河边的亲戚家了，自己先少背点儿，好快步回去，他估计到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

昂昂的姐姐命运就悲惨了，她在村外路边看见一个干驴蹄子，捡了回去煮熟吃了，随即生病死去，估计是食物中毒。但当时没人明白，死了一个要饭的也没引起什么重视。

魏后后留下了那个男孩儿，按他下二家的排行，取名魏金龙。魏后后的老婆已病故多年，留下的女儿也早已出嫁，现在甘肃女人给他带来个儿子，他如获至宝，这个家也有了希望，他女儿对这外来的弟弟也不错，衣服鞋袜都是她给缝制。不过这魏金龙不喜欢他爸，因为他认为他妈妈就是这男人给害死的。

兆庆和后后没有交情，他不喜欢下二家人，还嫌后后在村中没有威信，不和后后认连襟，也不来往。

赵昂昂在生产队干活儿很卖力，和大家相处也仁厚，在家伺候老婆母也尽心，不但自己勤劳，还不让小党余吃闲饭，天不亮就把党余唤起来，叫他提了篮子到村外拾粪。大牲畜下工回饲养室，边走边拉，路上就会有摊摊的牛粪和团团的马驴骡粪，用粪杈拾到篮子里提回来，可以换工分。

有一次，党余拾了满满一篮，提不动了，站在路上哭，别人来喊兆庆去接。兆庆说别让孩子受罪了，可是昂昂坚持。自此，兆庆每早去提粪回来。

兆庆家虽有两个男人，但兆吉有严重的心脏病，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工分不多，现在有了昂昂挣工分，党余拾的粪也不少，兆庆心存感激。

到了1960年夏，虽然没有正规的手续，官村也承认了昂昂母子的身份，给她们分了口粮，饭也能吃饱了，昂昂更是满心欢喜，干活儿更有力气。有一次在后河滩分山芋，大背篓装了百来斤，赵昂昂一口气给背上了坡，大家都叹为观止。

党余身上也有了肉，和小伙伴们打闹，背上砸得嗵嗵地响。一切都令人愉快，只有兆庆在暗自担心，当初在地里，他一眼看中的是昂昂带着很小的孩子，可不要像近门子四嫂，来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和四哥就再没生育。也许是四嫂年纪大，来时就40多岁了，昂昂才20出头，不至于再不生了吧!终于耐不住，兆庆问昂昂:“你怎么不怀娃了?”昂昂笑了，告诉他不用着急，到时候就会有的。她在甘谷已经饿得停了经，现在身体才逐渐恢复，女人能知道自己的生理状况。

果然，1961年春节之后，昂昂怀孕了，妊娠反应很重，但家里、队里的活儿都没有耽误，一家人都为将有后代而喜悦，而期盼。年底的12月，小孩儿顺利地在家里降生了，特别还是个男孩儿，取名科科。

75岁的黄柳叶直如绝处逢生，喜不自禁，缠足的小脚，出来进去踏得地面噔噔地响。兆吉长年的萎蔫病态也挥之而去。

只有兆庆，望着这炕头上一尺多长、皮皱皱的小人儿，心里掠过一丝惆怅:自己已年届40，这小东西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默默地祷告上苍，让自己能活到儿子成人自立。

昂昂知道，有了这个男孩儿，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巩固了，而且还提高了。她不敢稍懈地喂养着这婴儿，一个月满，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小脚丫厚得和小斧头一般。昂昂疼爱这第三个孩子，也想念着娘家的碎党，也惦记着年老的父母。兆庆能体谅她，找来个“识文字”的替她写了封信寄到赵坡，万没想到，她刚得到不久的幸福就此走向终结。

1962年冬，农田里没有什么事了，昂昂的弟弟赵行行由甘谷老家来到官村看姐姐和三个外甥。兆庆尽力地招待他，赵行行暗示兆庆得给他一些钱作为娶他姐的彩礼。兆庆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已经换成粮食供养昂昂母子了，再也没能力给赵行行钱，只好装作不明白。

赵行行走的时候就不高兴，昂昂对他说:“回去告诉爹妈，我把他们忘了，以后有了办法再报答养育之恩。”可是这伤心无奈的话一点儿也没打动弟弟的心，他回去就把昂昂母子的下落告诉给了已经回乡的汪跃金。1963年春节过后，汪跃金就下关中来寻妻索子了。

汪跃金是国家干部，懂得政策，他先去的扶风县民政局。民政局再通知官村，传唤兆庆和昂昂。兆庆得知民政局插手，便邀上自己门子的一个党员堂弟，这堂弟也是个复员军人。去到之后，堂弟先和民政局的干部沟通摸底。

民政局肯定汪赵是合法夫妻，而且汪是复员军人，国家应予保护。魏兆庆若不肯交人，要强制实行，甚至已叫来几个民兵小伙儿，准备先把兆庆打一顿，来个下马威。

堂弟说不用费事，他兄虽是文盲，但很明道理，完全可以通过谈话解决问题，民政局的干部只需旁听和做结论就可以了。这建议自然被采纳，马上召集双方人员，开始对话。

汪跃金理直气壮地先发制人:“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党员的证明信。赵昂昂是我有媒有证结婚八年的婆娘，这七岁的男孩儿汪党余是我的儿子。我来就是要带他们回甘谷我家。”

可怜的党余从记事起就目睹他父亲打他母亲，现在看见汪跃金瞪着眼睛指着他，吓得紧拽着兆庆的手，贴到兆庆的身后，差点儿要哭出来。

兆庆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用拿这么些证件，我也承认这是你的婆娘、你的儿子。我只问你一句，是你婆娘是你儿子，你为啥不养?!”

汪跃金没料到这老农民提出这么个问题，一下子噎住了。

兆庆接着说:“我没有跑到你家门口去勾引你的婆娘，抢你的娃吧?她娘儿俩咋就千里百里，千辛万苦地走到我门上来了?若不是我姓魏的，她娘儿俩早饿死了，你也不用鼓这么大的劲儿跑到这里说这是你婆娘、你的娃了。”

汪跃金涨红着脸，恨这老农民让他如此尴尬，正要发作，赵昂昂说话了:“我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那时我才七岁，啥都不懂。嫁到汪家，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说着把领口解开，露出肩上颈后的道道疤痕，声泪俱下地接着说:“这都是汪跃金打的。姓魏的对我好，对我娃也爱，你们看，我娃现在长得多好。在老家只剩下皮包骨头，都死得着了。我在这里，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我都高兴。我愿意跟着魏兆庆过。我跟他还有个碎儿，在他家里。我要求和汪跃金离婚!”

汪跃金真火了，他还没让老婆当着民政局的干部这般控诉过，攥紧了拳头，就要打来。

民政局干部早看在眼里，上前挡住，可能对赵昂昂有了同情，对她说:“你说的情况我明白，可你要离婚，在这里办不到，你们的户口都在甘谷，你们只能回甘谷去办。办好了，拿上离婚证再来，我们就给你办和姓魏的结婚证。”又对兆庆说:“你承认女人和娃是人家的就好，在你们没办结婚手续之前，还得让她回甘谷去。姓汪的娃还给姓汪的，姓魏的娃还是姓魏的。”官司断完，又转向汪跃金说:“你这人的脾气恐怕也得改一改了，你看，你是个青年，他是个老汉;你有文化，他是个文盲;你是个党员，国家干部，他是个一般农民;你婆娘却愿意跟他不跟你，连你的儿都怕你，揪住这个老汉，说明你就是有缺点，回去以后对婆娘和娃要好些，婆娘和娃自然就爱你了。”民政局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回去的一路，昂昂都在流泪，兆庆也心情沉重。

第二天上午，汪跃金就来到了兆庆家，两个男人还先坐下来谈判了一番。

汪跃金说，只要兆庆给他300元，他就把赵昂昂让给兆庆。

兆庆说，只要汪跃金给他离婚证，他就给300元。

汪跃金说，他有这300元就可以另娶个婆娘，自然就可以放弃赵昂昂了，否则离了婚又没钱再娶，岂不是一头塌了，一头又抹了?

兆庆说，不管到何处去借，去凑，保证拿出300元，一手交钱手交离婚证，决不食言。若先交了钱，最后拿不到证，岂不是人财两空?互不信任，而且双方都知道在对方的地盘上，打官司不可能赢。汪跃金若不是国家干部、党员复员军人，民政局就不一定管他的事，他的妻儿就要不回来。

谈判不可能成功。赵昂昂已将党余穿戴好，站在院子里准备上路，这时一岁零两个月的科科蹒跚着走过来，一把抱住他妈妈的腿。兆吉上前把孩子拉开，抱起来时，自己泪如泉涌。昂昂更是哭得和泪人儿一样，魏家老小就在号哭声中离散了。

当晚，科科没奶吃，不住地哭闹，兆吉一直抱着哄他。他还不会说话，只是伸出手指，指这间房，抱过去一看，没有妈妈，哇地又哭，哭一阵后，又指另一间房，还是没有。孩子哭了一夜，兆吉也哭了一夜，第二天他的心脏病就更严重了，几乎不能起床。

妇女们看科科哭得可怜，不时地过来喂他吃点儿奶。兆庆到村上开了证明，买了点儿白糖，黄柳叶给烙些小饼干，精心地喂养这宝贝的小孙子。小孙子又患了一场挺严重的百日咳，全家经历了一次精神折磨。

昂昂回到汪家，碎党看她是个生人，他已经5岁了，脑中从未有过个妈妈。原来他是奶奶给养大的，不是外婆。外婆还是疼爱外孙的，可是舅舅赵行行不爱，常冲他妈发火说:“咱们家还缺吃的呢，怎么还养起汪家的孩子了?!"有一天，趁他妈妈不在，赵行行就把碎党抱出去扔到坟岗子里去了。

偏巧，路过了几个汪川的人，听见孩子哭声，就议论说:“孩子还活着，怎么就扔了?也许是死了，没死透又活过来了?”几个人就循声去看，一看吓一跳，这不是跃金家那孩子吗?幸好还没被狗吃了!便抱回去给了跃金的妈妈，奶奶居然一ロー口地把碎党养活了，养大了。

碎党知道这事后，很恨他舅，成人之后也不理赵行行。昂昂也怨弟弟，不但只为碎党，若不是弟弟告密，汪跃金也找不到她，她还能在官村快乐地生活。她只说了弟弟一句:“弟弟，你把姐姐给害了!”

回汪川不到半年，汪跃金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昂昂趁这机会就带上党余出逃了。没敢在甘谷火车站扒车，白天蹲在玉米地里，晚上赶路。走出去好几个站才在一个小站爬上货车，回到了官村。魏家人喜出望外，就是科科已不认得她，看她的目光也和碎党一样，令这做母亲的非常伤心。

不幸的事不止于此，人们发现她已有了5个月的身孕。兆庆还心存侥幸，希望是自己的。可黄柳叶很明确，对昂昂就不如从前了。有时候兆庆看不过去，劝昂昂说:“我妈老指责你，你也可辩解一下，不要窝在心里，委屈出病来。”

昂昂说:“老人都7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往后这个家都是我娃的，我何必要去和老人顶嘴，让她更不喜欢我。”

昂昂从汪川带来些家纺的毛线，织成毛袜子送给她走后给科科喂奶的妇女们，她们说兆庆已经回报过了，昂昂说这是她自己的一点儿心意。

1964年2月，昂昂的女儿出生了，这孩子的面貌太像汪跃金，但兆庆并未嫌弃，给她取名魏凤女，还到村上给报了户口。满月当天，产妇可以出门了，昂昂跑到兆庆表妹(也是堂嫂)家，看见面案上晾着玉米搅团，就是玉米面打的糊糊，一ロ气吃了两碗，说一个月子就没吃饱过，把她饿坏了，和生科科时，天上地下之别。

日子表面上还平静，家人商量好，若是汪跃金再来，昂昂就躲藏到亲戚家去，可昂昂内心还是有压力。人们逗党余，他在外面玩儿得正高兴，只要喊一声:“汪跃金来了!”他就吓得立即窜入就近人家，躲到人家的后院，和惊弓的鸟儿一样。

一次，村里来了个算命的瞎子，说昂昂将来享不到科科一个钱的利，她觉得是个不祥的预言，兆庆再三给她宽慰也没能释怀。

汪跃金的确没有再来。不是兆庆想象的汪跃金放弃了，而是他知道将要施行的遣返政策。1964年5月，这政策就贯彻到杨陵的各村了，凡是甘肃逃荒来的，没有和原地丈夫离婚的妇女，一律遣返，躲藏逃避的也要追查。

兆吉知道党的政策不容抗拒，劝说弟弟服从。5月6日就是限期，兆庆背了包袱，昂昂抱着三个月大的凤女，走向20多里外的绛帐火车站（扶风县的遣送集中处）。一路上昂昂闭口无言，嘴唇青紫。直到了遣送站，二人分别，再也没有开口，也没有流泪。兆庆预感到她活不长了。

8月，甘谷的麦收完毕，汪跃金来了，来要儿子。党余哭喊着蹲在地上不走，汪跃金硬把他拖出了村，不只兆庆，在场看到的人都流了泪。

汪跃金把党余直拖到了邻村的村口大树下，拳打脚踢，火暴的本性宣泄无遗，把8岁的党余打得哭无声喊无力，软蔫蔫地随他走了。兆庆后来赶集路过那处时，那村的目击者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兆庆，兆庆当即跌坐在那大树下，一个小时也没能起得来。

赵昂昂回到汪川就病了，没有食欲，可家里的事还不能少做，身体更弱下来，胃疼得起不了炕，只有党余放学回来爬到炕上，给他妈妈捶胸顿背。

昂昂总会问党余:“你想科科现在干什么呢?”“没有你带他，他跟谁一块儿玩儿呢?”“唉，不想科科了，科科有他爸、他伯，还有他婆，科科有人疼爱，我要是死了，谁还能疼你，你可怎么过呀?”每说到她会死，母子二人都紧抱痛哭。

赵昂昂是1966年7月，农历五月十四辰时咽气的，可怜才29岁，花样的年华，应了算命人说的，没享科科一个钱的利。

她至死也不知道，科科的伯父（兆吉）在她离开后不到10天就死了，科科的奶奶（黄柳叶）和她同一天，同一时辰断的气。

官村那扇曾出入过7个人的院门内，只剩下父子二人了。

父与子

昂昂被遣送后，科科又没有妈妈了。两岁半的科科不单只会哭，还会问，会要。兆吉本已衰弱的心脏彻底崩溃了。

兆庆看出兆吉病情严重，第二天就用小车把他拉到杨陵医院，医生一看一听，就直截了当地说已经不能治了，只能再拖个把星期。

兆吉也有自知之明，早就对兆庆说过:“哥的病不得好的，你就让哥早点儿殁了吧!否则给科科留下两个老人，娃也负担不了。”

听了医生的判决，兆吉就催着回家，兆庆也没别的主意，回去的路上就给兆吉剃净了头发，这是关中人的风俗。关中的风俗还有一样，就是人到50岁，儿子就得将棺木、寿衣置办齐全。黄柳叶的早已准备妥当，而兆吉什么也没有。

兆庆又请他那位复员军党弟，拿着兆吉的复员证去民政局申请。民政局的人埋怨有病为何不早求医，复员军人可以免费去陆军医院治病的。现在既已不治了，批了60元，作为补助。村里小孩子都叫兆吉“老八路”，他从不答应，民政局每年来探访复员军人，他得讯便躲到村北后坡，从不相见。

现在接受民政局的补助，也是不让他知道的，兆庆是实在没办法才找民政局的，60元做棺材都不够，也来不及，只好把老母亲的用了。寿衣由家门的妇女赶制。医生说得很准，兆吉真的只活了七天，临终前大呼胸痛，叫兆庆拿刀给切开胸腔看看。

死的那天是1964年5月14日，下葬是5月21日，田里麦已渐黄，开始收割了，送葬的人们都带镰，应了“人老麦黄”的谚语。

兆吉去世怡在麦收时节，没赶上分麦子，而埋丧用人，待客又费去许多粮食，还得赶快把已经77岁的黄柳叶的棺材造好。

兆庆时值多难之秋，欠了农业社的粮和钱，所幸老母亲身体还好，能带孩子和做饭，保证兆庆能正常上工。

时间是解忧的良药，渐渐冲淡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科科天天成长，给长辈们一些安慰。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维持下来，仅仅两年之后，老奶奶就一病不起了。病的起始还是为了科科，科科和堂弟打架，这本是小孩们常有的事，可视孙子为宝中宝的老奶奶护着孙子，两老妯娌吵了一架，自此不能进食，只喝凉水，耗了40天，油干灯灭，终年79岁。

兆庆日夜服侍，落了个孝子的美名。停灵七日，在出殡的前一天，兆庆看见家里帮忙办丧事的人们总在交头接耳，觉出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他也没问，就直接判断：昂昂死了。

在场的人们都大为诧异，以为是亡灵托梦了。

报丧的信是赵行行寄的，他姐去世的时间竟和兆庆的母亲是同一天，同一时辰，真是蹊跷。四岁半的科科什么也不懂，起灵出殡时还闹着要往他爸爸脸上抹黄土。人们都辛酸落泪，兆庆的号啕引得妇女们也都大声哭起来。

黄柳叶病时对兆庆说:科科太淘气，你管不了，有合适的人家可以送掉。兆庆哪能舍得，坚决要自己带。黄柳叶再三嘱咐，对孩子要有耐心，实在不听话时，可以打两下屁股，千万不能把孩子关到后院，孩子受惊就会生病，甚至吓病而死的。现在光剩下父子二人了，兆庆只得成天带着这孩子。

恰好西安拖拉机厂有个新产品，选中官村地面大，来这里做拉力测验，机手五六个人吃住都在官村，村里看到兆庆的实际困难，就派兆庆给机手们做三餐饭，不用到地里上工也挣了工分，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

科科也有了点儿用处，他能跑到机手们的住处喊他们来吃饭。拉力测验做了一个多月结束了，这期间，兆庆也摸到些管孩子的规律。他也像有些妇女一样，带着孩子去地里上工。有一回，科科走到地头就困了，兆庆把外面的上衣脱下，铺在地上，放科科在上面睡觉，自己和大家一块儿锄地。锄到半里地外的另一边地头，又和大家一块儿坐下休息，吸烟，聊天，兆庆忽然想起科科还在那头睡觉，赶快跑过去，还好，孩子还在，还没醒。他把孩子抱起来，回到这边，向领工的说他送孩子回家，不再来上工，也不用给他记工分。“为了工分，把娃让狼给叨走了，我还活什么劲儿?”

自此，一切以孩子为主，孩子瞌睡，不上；孩子不肯随他走，不上工；天气不好，不上工；孩子不舒服，更不上工。别人家碾玉米磨麦面都是晚上干，兆庆晚上得在家陪着科科，所以只能白天干。上工的时间比别人少很多，工分少，外加逐年扣除欠村里的粮和钱，生活一直困难。

到底还是关中富庶之地，困难些也不至于吃不饱。每天中午兆庆要问科科，科科说要吃什么，兆庆就做什么。他还和别的单身汉一块儿研究，面怎样擀，火怎么烧，味怎样调，向妇女们学习酿醋，尽可能地让科科吃好。

科科在爸爸的精心照料下慢慢长大，自己会和同伴们一起玩儿，不用老缠着大人，兆庆的工分也就多些了。

北方农村每天上工三次，间隔也就一个多小时，若是还自己现做饭吃，时间就很紧了。兆庆自尊心强，从不迟到。这一回，把饭做好，科科还没回来，出去喊了一圈儿也不见踪影，不由急而生气。陕西人吃面条很有讲究，面下到锅里，马上就捞出来，若是老煮着或者晾着，面条就软烂不好吃了，所以兆庆要等科科回来才能下面。

科科终于回来了，看他那优哉游哉的样子，兆庆更加来火，拿起小笤帚把孩子打了一顿。孩子哇哇大哭，兆庆也号啕了一顿，最后还是父亲做检讨说:“科科吧，爸以后再也不打你了。别人家娃挨打还有个人来拉来劝，爸打你，连个拉的人都没有，你多可怜!”其实孩子并不懂得他爸爸伤心的缘故，不过确实再也没挨过打。

娇宠的孩子一般都淘气，科科打了别人家的孩子，大人若去兆庆处告状，兆庆就呛人家一句:“你看我一家还活着，是吧?”所以人家宁让自己孩子吃点儿亏，也不去告状惹不痛快。

有一次，住隔壁的小堂妹蹲在门外吃饭，科科掏出小鸡尿了小堂妹一背，小堂妹哭着回去告诉她妈，她妈气不过，就要老公爹出面把侄子兆庆说一顿。老公爹说:“说了兆庆也不会打他娃的。以后别让娃在外面吃饭算了。”

村里蓄饮用水的大水泥箱是得要定期冲洗的，有一回，几个人费半天劲儿才冲刷干净，科科就爬上去朝里尿了一泡，几个人只好认倒霉，又冲刷一遍，也没敢去告状。

科科的顽劣是全村有名的。1968年，村里的小学招一年级新学生，和科科同年的都报上了名，只有科科没报上，学校说他生日小，得明年才能上，也可能是嫌他不好管而不要他。这倒激起科科对上学的向往，第二年上学后，科科不但没捣乱，学习还挺用心，老师告诉兆庆，科科在学校很乖，脑子还很灵，是念书的材料。兆庆听了，无比欣慰。

到了1971年春天，兆庆和儿子做了一次正式的谈话:“科儿吧，爸给咱们收拾个老婆儿吧?”

“咱不要老婆儿!”

“没有老婆儿，谁给咱俩缝衣服呢?”

“我四嫂不是年年都给咱缝衣裳吗?”

“你放了学，门不得开，你吃不到馍嘛!”

“我放学不吃馍!”

“唉！还是有个老婆儿好!”

“老婆儿没地方睡嘛!”科科看他爸爸坚持着，便改了口气，“真格要收拾老婆儿，就叫老婆儿睡到烧炕上好了。

兆庆听见儿子松了口，马上同意。这也是儿子顺从父亲意愿的第一次。

以前也有人给兆庆说过媒，兆庆总嫌人家有孩子，怕科科受气，受欺负，没答应，这回说的老婆儿没有孩子，合乎他的要求，这老婆儿就是上文说过的许燕吉！

摘录来自：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